法国网民破防了：我们在自己的课本里错过了本国的英雄，却在中国课堂上听到了他们的名字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多么糟糕的国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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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网民破防了：我们在自己的课本里错过了本国的英雄，却在中国课堂上听到了他们的名字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多么糟糕的国家。

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东北角，有一堵墙。

墙不高，两米出头。

砖是旧的，灰扑扑的，有些地方被雨水冲出了沟痕。

墙根底下常年放着花，有时候是鲜花，有时候是干花，有时候是几支蜡烛。

花旁边偶尔有纸条，用铅笔写的，字迹潦草，被露水打湿了又晒干，皱巴巴地贴在砖面上。

这堵墙叫公社社员墙。

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会有人来这里。

不多，几十个，有时候上百个。

他们从巴黎各处过来，有的坐地铁，有的骑自行车，有的拄着拐杖。

来了就站着，不说话，或者小声说话。

站一会儿，放一朵花，走了。

法国以外的人，很少知道这堵墙。

法国以内的人，知道的也不算多。

一个在法国读了二十一年书的年轻人，二十五岁那年，在中文互联网上第一次听说了这堵墙的故事。

他愣住了。

不是因为故事本身多离奇，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，几乎为零。

他说，他不是没听过“巴黎公社”这四个字。

听过。

高中历史课上有过那么一节课。

老师翻到十九世纪那一章，黑板上写了“1871：巴黎公社”，然后讲了大概二十分钟。

二十分钟里，一半时间讲普法战争怎么输的，一半时间讲凡尔赛政府怎么恢复秩序。

公社本身，像一个战后的小插曲，一笔带过。

下节课，就讲第三共和国巩固了。

没有回头再讲。

没有蒙马特尔高地凌晨的炮声。

没有国民自卫军士兵把枪口抬向天空的那个瞬间。

没有三月二十八日市政厅前升起来的红旗。

没有“公职人员薪水不能超过普通工人”这种制度尝试。

没有拉雪兹公墓墙前最后那一百多个人喊的口号。

什么都没有。

他说，那种感觉像有人把一场大火最亮的那几秒掐掉了，只留一缕烟给你闻。

法国历史课本不是完全没写公社。

写了。

但它被压得很薄，薄到像一个注释。

薄到像在说：这事发生过，别细问。

同一套历史课本里，拿破仑加冕能讲两节课。

凡尔赛宫的镜子能讲一节课。

断头台的机械原理能聊半天。

路易十四的情妇们能扯出一整章。

到了自己首都的工人自己选自己人、自己管自己城市的时候，课时突然不够了。

这中间的取舍，不是偶然的。

要理解这件事，得先知道巴黎公社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一八七零年，普法战争。

法国输得很惨。

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，普鲁士军队围了巴黎。

城里人挨饿，连动物园的动物都被吃了，老鼠成了抢手货。

工人、手工业者、小店主、教师、记者，拿起枪，组成国民自卫军，守自己的街。

他们不是职业军人。

他们是面包师、裁缝、铁路工人、印刷工。

他们守巴黎，不是为了皇帝，不是为了政府，是为了自己住的地方不被外人踩进来。

停战之后，梯也尔政府成立。

这个政府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安抚巴黎，是想着怎么解除工人的武装。

因为工人手里有枪，政府睡不着觉。

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号凌晨，梯也尔派人去蒙马特尔高地抢大炮。

那些大炮是巴黎人自己凑钱铸的，用来守城的。

士兵到了高地，当地妇女先发现了，拦住不让拉。

士兵犹豫了。

然后国民自卫军的人来了。

士兵把枪口转向了军官，转向了几尔赛。

几天后，巴黎公社成立。

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，工人自己站到市政厅里说：这城市归住在这儿的人管。

他们做了什么？

废除了旧警察和旧军队。

官员由选民选举产生，干得不好可以撤换。

市长级别的薪水，不准高过普通工人的工资。

逃亡资本家的工厂，交给工人合作社管理。

面包工人不再上通宵夜班。

孩子免费上学。

女人第一次在政治制度里被认真讨论选举权。

这些不是空想。

这是一八七一年巴黎街头真实发生过的事。

只活了七十二天。

五月流血周，凡尔赛的军队打进巴黎。

普鲁士人放水放人，让凡尔赛军队从他们控制的北面进城。

街垒一层一层塌。

最后在拉雪兹公墓，几百个弹尽粮绝的人被赶到墙前，喊了口号，枪响。

墙后来被叫做公社社员墙。

事后统计，大约三万人被处决，四万多人被关押，近万人被流放。

巴黎的工人社区被打空了，很多街区整条街整条街地消失。

这些数字，法国历史课本里很少提。

提了也是一笔带过。

老师说“死了不少人”，具体多少，不考。

但中国课本里写得清清楚楚。

中国九年级历史课本，巴黎公社是单独的一课。

讲背景，讲过程，讲措施，讲失败原因，讲意义。

讲它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。

讲《国际歌》怎么从这段历史里长出来。

讲马克思在公社失败第三天就写了《法兰西内战》。

中国学生背得出三月十八日、三月二十八日、七十二天、五月流血周。

法国学生背得出路易十四哪年出生、拿破仑哪年加冕、凡尔赛条约哪年签。

巴黎公社，很多人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：好像发生过，好像死了人，好像失败了。

一个法国朋友后来看了中国教材的摘录，说了一句很淡的话：“原来你们法国人欠公社的敬意，是北京的中学生替你们补上的。

” 这话不好听。

但它是事实。

为什么法国课本对公社这么吝啬？

原因不复杂。

公社太烫手了。

它证明了一件事：不是只有资产阶级会建共和国。

穷人也可以。

而且他们试得那么具体、那么清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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